林巧稚说:“你母亲是我的前辈”

时间:2019-05-15 09:50       来源: 犹记新闻站

我的母亲姚秀贞,1886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家庭。我母亲是他们家中的独生女,外婆和外公对她宠爱之极。她个子高高,眼睛大大,清秀端庄。在那封建的年代,女孩子是要缠足的,但在广东一带沿海开放的城市,受外来风俗的影响,人们思想比较开放,因而母亲逃脱了女孩缠足的痛苦,自己放了脚,并要求上学念书。她喜欢医学,考入广州夏葛医学院。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广东女医学堂,是由外国基督教会主办的,招收年满18岁未婚的女子入学,学制四年,重点培养女子妇产科专业新型的医生。

我母亲1908年学成毕业。毕业后,在她父母的催促下,与在香港英国皇仁学院铁路专业毕业的叶梯云结婚。婚后母亲本准备在当地找一份工作,以此开始自己的新生活,母亲的表兄詹天佑,由于开发京张铁路,在中国铁路的建设上已颇有成就和名望,他正在进行大力开拓中国铁路事业的工作,因而决定把他们夫妇带到北京。詹天佑安排我父亲在京汉铁路上工作,在詹天佑的提携下我父亲还被选为铁路协会的候补评议员。与此同时,詹天佑又积极筹划我母亲的工作,他建议我母亲开设一间女医院,并提议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为“秀贞女医院”,还请当时的交通部总长、书法家叶恭绰为“秀贞女医院”题名。

秀贞女医院

事业中的母亲

詹天佑帮助母亲建院,从医院选址到内部陈设,都一一筹办。从今天看当时医院的选址还是很考究的。医院是建在西单与西四的中间地段,即西单北大街141号,一个临街的二层小楼,它往南经甘石桥就是西单商场,往北一站就是西四商业街,对面是粉子胡同,斜对面是丰盛胡同,是既离繁华区不远,又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段,这里交通方便,四通八达,便于患者就医。

开始时,秀贞女医院是一个小型医院,以门诊和出诊为主,设有候诊室和诊室,以及检查室,有个小药房,准备了一些妇产科急需的药品。以后经过数年,医院的院址才逐渐扩大,并增设五六间病房。最多时招收了五六个学员兼护士。

1909年这个小医院建成,开始对外门诊。由于那个年代妇女生产多是请接生婆,极不安全,而母亲的医院比较正规,加上詹天佑的极力推荐,不只铁路上的职工家属到医院来就医,当时的一些名流家属也来医院就诊。

医院开业后,声势逐渐扩大,医务繁忙。从我记事起,就经常看到母亲日夜忙碌,因为妇产科的工作是不分白天与晚上,也不分严寒或酷暑的,有妇女临产,就要随叫随到。我母亲白天看门诊或出诊,时常晚上三更半夜,只要有妇女临产就要即时出诊,甚至自己还大着肚子,是非常辛苦的。

母亲的辛苦不断得到社会上多方面人士的肯定,所以医院也越办越好,知名度不断提升。在我的记忆中,医院开业后在医院的走廊里挂满了很多的匾,其中有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和袁世凯送的匾。据我哥哥、嫂子和姐姐回忆,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和亲戚家中有孕妇和需要从事妇科治疗的妇女,也都前来找我母亲,并说“找到叶大夫,就放心了”。我大嫂和我大姐都是医科学校毕业的,她们的专业也都是妇产科,她们经常随母亲出诊。

我的大嫂由于工作认真,接生手术做得好,经常得到医者家属的夸奖。冯玉祥女儿曾认我大嫂为干妈。我大姐也回忆当年和母亲一起出诊,还到过齐白石家里给他的家人接生。据说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,也曾在这个医院住过一段时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我家里还保存两个康熙年间的青花瓷花盆,母亲告诉我们,那是当年廖仲恺先生送花给她时用的花盆。

母亲的工作得到各方人士的赞誉。这一方面由于我母亲对她从事的工作尽心尽力,再者也由于这样的西医妇产科诊所在当时的北京是少有的,母亲的医院是北京最早的私人开设的妇产科医院。

1955年我的大儿子在协和医院降生,是林巧稚医师给接生的。林巧稚医师和我母亲是很要好的朋友,她们经常在医术上互相交流。林巧稚医师曾赞扬地对我说:“你母亲是我的前辈。”

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,母亲的秀贞女医院仍然对外门诊。卫生局曾劝我母亲出去工作,也曾邀请她到公立医院做顾问,但当时她已年近七十,又患有高血压,因此便婉言谢绝了。后来她将医院作价给卫生局,售价二万三千元。

五男五女的妈妈

家庭中的母亲

在家庭中母亲可称得上是一位贤妻良母,她具有既现代又传统的风格。父亲是一位睿智而又非常幽默的人。他们俩应当说是难得的夫妻和睦。父亲由于从事的是铁路工作,一年四季经常不能回家。又由于受旧社会广东地区陋习的影响,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,因而父亲在外面另立家室。母亲对此并无异议,与对方姊妹相处,对他们的子女也十分关心。

我母亲共生育十个儿女,五男五女,我是老末。好在孩子们年龄相差比较大,我与我大哥相差二十二岁,与我大姐相差十五岁,我大哥结婚时我才三个月。当年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姨妈都来帮着带孩子,另外也请奶妈。父亲每年过年才回来一次,这时的家庭才是一年中最热闹最欢乐的时刻。我父亲喜欢小孩,我哥哥和姐姐给我讲述过他们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打闹的情景,可到我长大的时候父亲都老了,就没有这份福分了。虽然这样,因为我最小,哥哥姐姐和母亲对我还是特别的宠爱。

因为父亲经常不在家,所以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就全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。母亲虽然忙于她的事业,对子女的教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。她严格要求孩子,但从来不打骂。

我们兄弟姐妹都上了大学。我的大哥叶绍荫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,后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电子学系获硕士学位,后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真空管部高级工程师。二战时期改良了飞机的真空管,为诺曼底战争的胜利立了战功。2015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展览会中,他被称赞为中国反法西斯的三个英雄之一;我的大姐叶郇爱继承母业,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妇产科专家;我的五哥叶绍勤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,被分配在地质部地质司任研究室主任,曾于1958年派驻蒙古人民共和国,参加援蒙地质部工作,任组长。其他儿女在事业上虽然没有出类拔萃,但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对国家作出了贡献。这应当归功于母亲的教导和孩子们的努力。

母亲是一位富有孝道的儿媳,她对待自己的公婆孝敬有加。我的奶奶我没见过,什么时候去世的,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的爷爷,在我记事起,他老人家就瘫痪在床,但神志还清楚,特别喜欢小孩。我五六岁时常去看他,他还给我讲一些好玩的事情,如坐电车,铛铛铛!到护国寺;他还告诉我做咸鱼的经验,说这是他的秘方,要用尿盆来泡,鱼才好吃等等。母亲对他精心照顾,给他请了一个老保姆,日夜陪护,还让厨房专门给他做一些适合老人吃的饭菜。爷爷安享晚年,活了80多岁。去世时,我父亲不在家,是我母亲一人给他老人家按传统仪式,隆重安葬的。

“铁路中断了,我回不了家了”

离开母亲的日子

那年我七岁,在洁民小学上一年级,暑假时我二哥叶绍权一家要到武汉去工作。我向母亲吵着要和他们一起去玩,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同意,以为暑假玩几天就可回来了,不料,到了汉口不几天,就发生了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,铁路中断了,我回不了家了,哭也没有用,这样和母亲一别就是八年。

为了躲避战事,我跟着哥嫂开始了逃难的生活。先到重庆,又到了贵阳。在贵阳经历了日本飞机的大轰炸,身临火海,几乎丧命。

在生活稍事安定后,哥嫂就送我去上学。记得学校在贵阳的红边门,距离我住的大十字街较远。我二哥那时在德国拜耳药厂任中方代理人,哥嫂为了生计,除忙于自己的工作外,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女,有时无暇照顾我,我早上经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。

那时贵阳的气候特点是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”,常常下雨,我经常不记得带伞,衣服被淋湿后又捂干。遇见哥嫂的心情不好,或者我的功课完成不好时,还要挨打。有一次哥哥发脾气,用一把小水壶打在我的脸上,脸肿了,鲜血直流,他们三天不让我去上学。这种状况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,日子过得确实很艰难。

后来不知怎的我又染上了伤寒病,哥嫂就把我送到远郊区的一家传染病院,我在那里昏迷了两个多月,似乎是在等死。这个消息让我母亲知道了,她焦急万分,想尽办法,通知当时正在昆明的二姐叶淑爱(二姐是学畜牧兽医的),二姐赶来看到我的情况,将她的血输给我,才保住了我这条小命。病好后我的头发都掉光了。因为生了重病,哥嫂就不敢再收留我了,把我送到四川荣县我父亲的家。大病初愈的我住在那里很不适应,我想我的母亲——我的娘。

因为抗战,那时的邮路已经不通畅了,忽然有一天,我接到一个邮包,那是几经辗转一两个月才侥幸收到的一个包裹,打开一看,是一件母亲亲手用毛线编织的红色的毛背心,看到它我就哭了。这是母亲知道我痊愈了,从遥远的北京给我送来的她对我的深深的爱。我抱着它久久不忍放下。这个背心我一直穿着,直到长高长胖也舍不得丢弃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,我三姐把我接回北京,我才回到母亲的家,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

我进入了志成中学,这是一个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学校,一直到高中毕业。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位地下党的同志,他们启迪我,给我很多帮助,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是她一生最光荣的时刻

母亲送我去当兵

1949年9月我考入辅仁大学,先读心理系,后转经济系。1950年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,我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运动,母亲虽然年事已高,但仍参加卫生系统组织的学习,对于形势她非常了解,为保家卫国,她也积极参加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,也鼓励我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。

我告诉她我要把她给我的首饰全都捐了,她不反对,并说你自己愿意怎样就怎样吧!我就把母亲给我的金项链、红宝石的戒指和猫眼的戒指,还有手表和手镯,全都捐了。当时在辅仁大学的宣传板报中还特别表扬了我。

1950年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加解放军,我报了名,母亲也支持,但我当时的男朋友到学校表示反对,因而我未被批准。1951年第二次学校动员参军,我又报了名,并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纸的决心书,这一次加上母亲的积极支持,我被批准了。母亲的表现受到我的学校和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的重视和好评,因而邀请她代表全北京市参军人员的家属,在1951年7月12日于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盛大的欢送会上致词。次日(1951年7月13日)《人民日报》头版曾对此次会议做了报道,其中写道:“辅仁大学叶淑穗六十五岁的母亲叶姚秀贞说,我很爱我的孩子,但是我更爱美丽的祖国。我们的女儿在新的教养下能走上光荣的岗位,也是我们母亲的光荣。”当月的《人民画报》和《解放军画报》都刊登了母亲讲话的照片,母亲感到这是她一生最光荣的时刻。

重病中坦然安排身后事

母亲的晚年

1953年母亲因年老体弱,打报告给市卫生局,申请停业,并得到批准。卫生局将医院原有职工均作了妥善安排,母亲于是放心地离开了医院,买下西单二条的一个小院居住。1956年西单地区要扩建,母亲又搬迁到海淀区羊坊店,购买了一个大的院落,和我五哥、五嫂、四姐、姐夫等住在一起,安享她的晚年。

不料,1957年母亲发现便血,到协和医院去就诊,被确诊为直肠癌。母亲得知后对自己的病非常镇静,我们去看望她时,见她精神愉快,毫无对癌症的恐惧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并且看到了母亲在病被确诊以后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出奇细致的安排,她将自己的多年积蓄分割成十余份,每个子女的名下各有一张定期存款单(其中还包括我父亲的),她把自己可能要花费的医疗费、丧葬费等等一一留足,还有自己积攒的首饰如何分配等等均作了安排。在遗嘱中她还特别写明,将她经常佩戴的两枚翡翠戒指留给我(我至今还保存这两枚戒指,视为传家之宝,分送给我的子女)。在那个时代,能如此妥善安排自己后事的,应当说还是非常难得和少有的。

就在这时,父亲突然回来了,和她共同生活了几个月。我的二妈(即父亲的第二位太太)的女儿叶宁(时任给水排水设计院党委书记)也来看望我母亲。叶宁是我的姐姐(她和她的哥哥叶绍民一起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,哥哥牺牲在长征路上)。我现在还保存有我父母与叶宁和我们会面时的照片,照片是用135照相机拍的。照片虽然很小,却是母亲和我们最后的合影。照片上的母亲依然神态自如,坦坦荡荡,令人崇敬,令人佩服,令人深深地怀念。

1957年10月,母亲住进了协和医院。由于母亲是当时医学界的长者,为切除病灶,特请著名的外科医师主刀。但两次手术均未挽回她的生命,母亲于10月10日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,她热爱自己的国家,热爱并忠贞于自己的事业,为此奋斗了五十个春秋。她为自己的儿女,也为千万个新生儿的诞生付出了心血。她无愧于那个时代,无愧于她的一生。她逝世后《北京日报》曾发讣告,以兹悼念。(本文作者为原鲁迅博物馆研究员)

供图/ 叶淑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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